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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修志书资料的挖掘与深化

来源: 渭南市志办   作者:刘百宽 【打印本页】【关闭本页】

   二轮修志以来,全国方志界专家就续修和重修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,普遍认为凡政区发生变化、行政体制有了变更、一轮志书质量较差的市县应予以重修。《渭南地区志》在首轮志书评选中获得全国优秀志书一等奖,确属上乘之作。但由于1995年渭南撤地设市,行政体制发生很大变化,二轮修志如果采取续修的办法,显然是失当的。究其原因,有以下几点。

  1.行政管理体制的职能和作用差异甚大。地区行政公署是省政府的派出机关,不是一级政府;区内不设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协委员会,民主党派组织不健全甚至没有;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、规划,行政预决算,审判、检察等各项事业均属报告备案制,在依法决策、依法监督和民主决策、民主监督上有难以弥补的缺陷;行政管理职能中没有城市规划、建设和管理;在经济建设上,引导、指导、协调得多,发挥领导作用远远不够;在地区本级及其部门的人事安排中实行任命制,没有也不可能通过法律程序。

  2.地区志的篇幅规模受到限制。志书的门类编排,以现行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为原则。地区行政建制的不完整性,必然带来志书门类编排上的不完整。首轮修志中,地区是否修志,国家没有明确规定,但由于各地专家、学者积极性很高,纷纷涉足地区修志这个领域,不畏艰难,刻苦探索,也出了一批成果,有的还成为志书中的精品,这些都难能可贵。在地区志的编修过程中,各地根据实际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,地级市的志书一般都是多卷本,地区志书均为一卷本。这些规定,虽然都很客观科学,但篇幅的限制除门类的现实缺陷外,其他方面的记述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例如渭南境内县以上建年的同州、华州各有一千四五百年的历史,也只能在《建制志》中予以简述,在《政务志》中均未涉及。

  3.地区志的资料利用受到严重影响。篇幅限制和篇目设计中门类设置的影响,使大量资料不能入志。加上时间、手头材料占有等诸多因素,资料的使用率很低,挖掘和深化资料就更有限。例如:《渭南地区志》中的《大事年表》,公元前688年以前无记述;前688年至1911年共2599年这一时间区间,100年至200年内无事件记述的7处,50年至100年内无事件记述的9处;重大事件的记述实际上成为时间轴线上一些非常稀疏的点。在其他各志中,还有少数事物的记述并非从发端开始。如“北周时,韩城就有规模较大的冶铁业”“汉代就有了闻名天下的杜康酒”“春秋时期,黄河中游的水运就有了相当规模”“西周时有了城镇”等等,均非从这些事物的发端记起。对待历史上悬而未决的事项,因人力财力制约,采取了回避态度。例如:西周时的屠邑、春秋时的汪邑、战国时的合阳、籍姑、繁庞等一批城邑的具体位置,历代志书上没有记清,也没有进行考证,只记述了大致方向。

  综上所述,《渭南地区志》虽属精品志书,但由于篇幅限制,舍去了大量资料;行政体制不健全,门类出现空档,又使得一批资料得不到利用;综合上述两个原因,又有相当的资料没有挖掘、深化和整理。因此,新修的《渭南市志》,不能修续志,也无法修续志,只能修通志。这部通志,虽以《渭南地区志》为基础,但也不能搞成弥补型拼凑式组合,而要整合渭南五千年来的历史资料,合理地规划篇幅,科学地谋篇布局,适度地扩充内容,大量地挖掘、深化、细化资料,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,准确有效地加以利用。具体地讲,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。

  一、篇幅拓展。《渭南地区志》是一卷本,167万字,共设28编,143章,641节。《渭南市志》是五卷本,分综合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人物,预计300万字,共设45编,241章,1114节。篇幅拓宽,不是追求文字增加,书本增厚,而是提高单位文字的信息含量,使信息量大幅度增加。这就需要多层次、多角度、多元化地疏通各种信息流通渠道,包括志书编辑人员、市本级资料员、县市区志办、各方面社会人士所组成的资料采集队伍,国史、省志、周边地区志、县市区志、经过研究的各种资料丛书、有关人士的口头叙述、历代各种碑帖等方方面面的资料源泉,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中各行各业的专家根据当地资料所研究的成果。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大量的、连续的、相互关联的入志资料,为志书篇幅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  二、篇目设计。按照横排竖写和横不缺项、纵贯古今的方志编纂原则,《渭南市志》的篇目设计与《渭南地区志》篇目差异很大。在体现行政体制变更上,增设《共产党》《人民代表大会》《政府》《人民政协》《国民党和民主党派》《政法》编。在突出地方经济特色上,新设《林业》《水利水保》《交通运输》《邮电通信》《旅游业》编。在表现先进文化上,单设《教育》《科技》《文化》《艺文》《民族·宗教·民俗》编。在显示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上,升设《政治人物》《经济人物》《军事人物》《文化艺术人物》《教育科技人物》《其他人物》《环境保护》编。通过增设、新设、单设、升设等办法,使二轮志书门类齐全,信息量增大,资料性更强。

  三、内容扩充。在编辑过程中,要以深挖、细化资料为基础,充实志、记、述、传、图、表、录的内容。如《城乡建设》编中,中心城市的规划、建设、管理是重点,要分别设章予以系统记述。《行政建置》编中,增补先秦时期资料,设《方国·古邑》章,分目叙述莘、芮、郑、彤、、韩、贾、梁、大荔9个方国和彭衙、屠、阴晋、武城、辅氏等18个城邑。《大事记》中,要重点挖掘远古至清代这一时间区间内,境内发生的大事,使读者看了《大事记》就能轮廓了解本区域内的历史变迁情况。《总述》篇幅虽小,但信息含量非常丰富,资料细化研究的任务相当重,通过对境内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、文化、人物等全方位的高度概括和准确的定性定位,成为全书之纲,起到画龙点睛之效。

  四、史海钩沉。近现代的资料,从档案、清末及其以后的志书、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等渠道可以获取。古代、特别是先秦以前的资料鲜少,获取的难度非常大。首轮修志中有一个观点是略古详今,这个略是简略,而不是略去,但结果是先秦以前的情况非常少,几乎没有,这使得数千年的文明史大大打了折扣。二轮修志中凡修通志的地方,决不能步这个后尘,必须把古代的事物清晰、简明地作以记述。这就为我们方志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难度较高的艰巨任务,要求把古代、特别是先秦及其以前的资料挖掘出来。首先是寻线索,查阅《中国历史地名辞典》等工具书,把涉及本区域的古地名一一查找出来。通过查找,渭南境内古地名多达246处。其次是挖根源,从历代国史中搜集境内的人和事。仅先秦及其以前这段时间区间内,反映渭南人物和事件的,《尚书》中有7处,《诗经》中有8处,《左传》中有21处,《吕氏春秋》《山海经》中也有多处,《史记》中就更多。这些资料的取得,使不少事物的发端时间,提前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;使《大事记》记载内容大大丰富,基本上可以形成一条连贯性的历史发展曲线;使《方国·古邑》中,各方国、邑内都有事件记述,鲜活生动地反映了2200多年前这些古老的地方。

  五、遗迹寻弥。国史上记载古城邑的方位,一般只记到县,以县城为坐标,写个大概方向,没有具体位置。市、县志记述时,应深挖资料,叙述清楚,精确到自然村的境域之内。不少古城邑的具体位置往往弄不清,成了地方上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。解决这些问题,要采取史书佐证、传说引证和实地考证相结合的办法,把这些资料挖掘出来。例如春秋时晋国设的蒲城,《史记》中记载其位置在靠近秦晋的边界上;记载了公子重耳被其父晋献公派人追杀,从蒲城越墙逃跑时被割去袍袖,然后逃至北征邑的过程,但没有记载蒲城的具体位置。在当年秦晋边界上居住的村民,把重耳逃难的故事一代代地传了下来。说重耳从晋城(今名,当年的蒲城)逃跑时被割去袍袖;天明逃至的村庄,更名为五更村;中途在村旁池中饮水的村庄,更名为龙池村;等等,一直说到逃至北征(今避难堡)。这个传说既符合历史记载,又给确定蒲城具体位置提供了线索。于是,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到晋城村作了实地考察,发现了古城遗址。按照上述办法,确定了西周时的屠邑、春秋时的汪邑、王官邑、战国时的合阳、北魏时的李润堡等一批城邑的确切位置。这说明资料的来源不仅仅是书本,实地考察考证也是资料搜集的渠道,而且是深化资料、纠正谬误的重要途径。

  资料是志书的基础,资料的丰欠直接决定着志书的质量,资料的挖掘和深化是资料搜集的基本办法。只有通过对大量的充分的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,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,提炼概括出入志材料,志书的质量才能得到保证。二轮修志中采取重修的市、县,资料的线长、面宽、量大,尤其要做好资料的挖掘和深化这个基础性工作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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